航行情报员与飞行资料包的苦与乐

弃儒就贾或者士、商相混，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，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，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。

除部分以外无全体，除宇宙各部分的理以外，无宇宙的总原理。今较阴阳更根本，而为阴阳之所自出，绝对无限的太极，当不仅是气，其有以异于气，高于气，先于气，亦无可致疑。

古希腊哲学如亚里士多德以运动为从潜能到现实，所以贺麟此说虽然有哲学意义，但确实并不是朱子理有动静所包含的意义。大约周子与大程皆认宇宙为理气合一的有机体。（同上卷三页二十三） 论万物之一原，则理同而气异，观万物之异体，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。若理无动静，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。贺麟的这个比较也是有启发性的。

惟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。首先，他认为朱子哲学中以宇宙为一整全的有机体，太极就是此有机体的活动之总原理。这一柔性品格不仅是先儒的基本取向，而且依旧体现在孔子思想中并为孔子所发扬光大，从而在后儒中有其长久而明显的表征。

因为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[116]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这一思想，在孟子那里有诸多引申，例如他讲：仁者无敌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这显然体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。因此，孔子说：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

[22][英]罗素：《中国问题》，秦悦译，上海，学林出版社，1996年版，第7页。因为文学相信德性的力量：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。

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德性与能力，孰轻孰重？孔子以马为例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宋儒张载在其《横渠易说》诠释大壮卦爻辞时说：克己反礼，壮莫甚焉，故易于大壮见之。[78]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世纪晚期的西欧》，齐思和、林幼琪选译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62年版，第8页。他写道：大多数华人在实际上确是怯懦，数百年来，该国未尝发生巨大战事，亦无外敌压迫之患。

所以，基于儒家的这种理解，克己复礼所体现的反身性的功夫，无非是人回归到自己的本真的自我上来罢了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复归运动。所以，中国人一般是不喜欢打官司的。[35][美]艾恺：《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——梁漱溟晚年口述》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5年版，第II-III页。儒家其实就是‘术士之称。

[①]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浸润和塑造的结果。关于中国人的知足和节俭品质，瓦德西当年在笔记中写道：在华人性质中，令人可注意者，尚有知足与节俭二种[92]。

这暗示了孔子所心仪和欣赏的是礼仪[15]，而拒绝兵戎。此皆谓君子志于道而非器，亦即上达而非下达。

[46]而由殷士是知书识礼的人来看，更可相信中国最初的士人即与知识脱离不了关系。中国人常常宁愿自觉地牺牲更大的东西，而不愿通过法律行为得到较小的东西。汉儒董仲舒在答复汉武帝的策论中，以天人相副来论证儒家重德轻法的思想，指出：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反观欧洲航海探险家，从当年哥伦布留下的日记和通信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的探险的动机主要有二：一是传教[77]，二是发现黄金，都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，只是一个是观念层面的，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罢了。18世纪末，英国使华代表马戛尔尼在首次亲眼见到中国的这座宏伟的建筑时，曾赞叹道：这是人力所造就的最惊人工程，他在日记中评价说：长城的兴建，不只（标志着）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，还（标志着）一个非常聪明、高尚的民族[68]。[124]儒家的弱德之美，必选择水的意象。

二程则曰：兵也者，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者。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质（《论语 ?卫灵公》），要见利思义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认为君子有九思，其中之一就是见得思义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

所谓要求美，即为奢侈。孔子对曰：‘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。

关于文人统治，黄仁宇写道：中国反映着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，政治初期早熟，以熟读诗书之士人统治大量农民[36]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

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，孔子把忠、义视为他思想的核心，历来的皇帝都相信从小受儒家道德观熏陶的官员，一旦派到各省为官，即使没有朝廷的直接监督，仍会守忠尽义。由此足见儒家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的超越性特征。桑巴特也指出：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。《老子》有言：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所以，儒家是反对争而主张让的。他还说：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

在利益面前，儒家是主张道义优先的，因而要求先行甄别是否合乎道义。[111]陈独秀当年以儒家为例说：儒是以礼治国的人，礼是君权、父权、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，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。

于王阳明之无功，亦非群儒所喜，盖孟子不论兵有以致之。在儒家看来，离开了道德之大体，一切用之规定都将失却其正鹄。

其实，这种差别除了时代维度上的距离之外，更多地是由民族性差别造成的。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说，长城无疑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，但它主要是一项防御性工程。中国老话常说‘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代表着中国人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[27]。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。

[57]程颐：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，载《二程集》上册，王孝鱼点校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版，第577页。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，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，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，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[83]。

孔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水之德有若此，是故君子见必观焉。

但应注意的是，儒之柔不能作怯懦、软弱理解，其高明恰恰在于貌似柔弱实则刚强。子贡问曰：‘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，何也？孔子曰：‘以其不息，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，夫水似乎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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